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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nth Workshop on Finance, Insurance,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时间:June 15-16, 2019地点:Fudan University
2019 Workshop on Finance, Insurance,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IPS 2019), Fudan University, Sh...
时间: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地点: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专家论坛”
时间:14:30-16:30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
“以平衡发展促进内需 实现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时间:8:30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杨浦区国权路600 号泛海楼614 会议室)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系交换生及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宣讲会
时间:1:30-3:00地点:经济学院510会议室
专家观点
视点 | 万广华:户籍改革不够彻底,力度远远不够
 “今后,以一纸户口锁定终身的局面将得到改变。”
 
读: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指出,将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一重磅政策的发布,意味着阻碍人才流动的“闸门”逐渐松动,一批城市的活力和价值将被进一步激发。在4月9日的专访中,亚洲开发银行前研究部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国家开始全面推进市民化是好事情,尽管比预期的晚了很多年,但这次的户籍改革不够彻底、力度也远远不够。
 
经济观察网:
您是从何时开始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和关注?能否简略介绍下目前城镇化建设整体情况?
 
万广华:
我是从2005-2006年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2006年5-6月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的“三农”困境需要通过城镇化来破解的观点。2008年上半年,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提出了通过积分落户,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建议。基于对“三农”、收入差异、贫困等问题的研究,十多年来,我一直呼吁中国加快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即市民化),并于2010年提出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30年可能达到80%(实际上为75%)的预测,这意味着每年增长1.25%。
根据官方的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接近50%,2018年差不多达到60%,约为每年增长1.25%。当然,这是在我们尚未认真大力推进市民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没有或放松户籍管制,这个速度肯定要高于实际发生的1.25%。需要指出,这里的城镇化率是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如果基于户籍人口来计算,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到45%,远远滞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观察网: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您认为在这一时间点上,推出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万广华:
 
首先,国家开始全面推进市民化这是好事情,尽管比我期望的晚了很多年,这次的户籍改革不够彻底、力度也远远不够。
其次,我个人认为,这个举措部分地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有关系。外部形势变化最为直接和重要的表现是外部需求的下降,这对高度开放的中国经济体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我们只能通过增加内需来对冲,而我个人坚持了很多年的观点是,欲增加内需,城镇化或市民化无疑是最佳举措。
最后,需要指出,积极推进城镇化不但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根据我们的研究,也能帮助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
 
经济观察网:
政策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您觉得还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万广华:
实现1亿人落户的目标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必要性前面已经提到,从这个视角看,其实需要尽快让更多的移民市民化。说可行,是因为远远超过1亿的农村移民早就在城镇工作生活多年。移民失业率很低,他们自食其力,是城镇的建设者和纳税人,也早就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获缺的一部分。
困难和挑战,可能会出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但不管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这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都不算严峻。目前,我国的移民有近3亿人,每年还在以千万的速度递增,所有这些移民都需要尽快市民化。
 
经济观察网:
哪些城市和人群将因此受益?放开放宽户籍限制,会给这些城市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挑战?
 
万广华:
中国的小城镇早已经放开户籍,而这次的举措不包括特大超大城市,目前来看,收益最大的是一些大中城市和这些城市的移民以及原住民,还有这些城市的周边。
收益方面,首先是部分劳动力的成本可能停止上升,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加企业单位的盈利,进而促进投资和增长。
其次,市民化会增加消费,推高对餐饮、教育、医疗、日用品等的需求,为现有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扩张提供机遇,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基础。最后,市民化会拉动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为相关部门和个体带来发展的机会。
 
经济观察网:
过去一两年,各地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其中落户作为了主要优惠条件,随着这一政策对户籍的弱化,您预计未来城市将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吸引到人才聚集?
 
万广华:
当落户成为常态后,一个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将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方面。其实,这呼唤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个人将这里的高质量定义为可观的人均收入(对应于经济维度)、合理的贫富差距(社会维度)和美好的环境(环境维度:如空气质量、拥堵状况等)。最近粤港澳大湾区为了吸引人才,将在整个湾区实施香港较低的个人所得税,有可能成为将来各地争夺人才的主要措施。
 
经济观察网:
此前,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一线城市还在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您预计随着这项规划的推出,这些城市是否会迎来政策松动,允许更多人落户?
 
万广华: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只有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才能对该城市以及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国的一线城市严格限制人口进入,本来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更为重要的是,一线城市其实是欢迎高技能人才的,但一个城市不可能完全由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因为城市的人口结构也是有其合理比例的。像上海严格限制低技能人口流入,带来的就是保姆的工资甚至高于年轻的教授。这样下去,上海怎么可能与周边城市竞争?
一线城市对人口流入加以限制,更多地是出于对交通、污染等环境因素的考虑。但我在亚洲开发银行时所做的报告,通过严格的模型估算和推断得出了,城市化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但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结论。认为人口增加必定导致污染拥堵的读者,可以比较一下2300万人口的上海和1000万人口的马尼拉,也可以比较一下上海和更大的东京。
 
经济观察网:
您觉得放开落户限制,会否引发楼市波动,特别是对此前一些要求限购中的城市?
 
万广华:
一亿移民落户,外加其赡养的老人孩子,无疑会带来对租住房的整体需求的攀升,从而导致楼市波动,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公共住房的供给、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和限购政策的调整。
 
经济观察网:
您认为此次政策仍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万广华:
我国有移民近三亿人,如果加上在城镇生活少于半年的短期移民和这些移民的父母儿女,数量无疑是巨大的。这些人基本上依靠城镇经济生存,应该尽早让他们在城镇安居乐业。所以说,2020年前解决一亿人的市民化,这个政策来得不但迟,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另外,本次政策中没有将一线城市包括在内,也算是一个遗憾。